李贽,李贽: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李贽的思想主张有哪些？李贽从当时到后世都是一位争议人物 为何对李贽的评价会有很大的分歧？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世代信仰回教的家庭。大概是因为家中宗教气氛的影响，李贽从年轻时候起，对于生死问题就有很深的关切，后来他广泛接触儒、佛、道三教人物，寻求解决人生和生死问题的方法。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三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彼此参照、渗透、融合，到了明代晚期，三教会通的趋势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李贽正是当时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李贽看来，只要是有助于解决人生和生死问题的，不必管是来自哪一教，都不妨拿来用。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但另一部分人对此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儒、佛、道三教的宗旨有别，义理有界，不能混淆。后一部分人中有一代表人物叫耿定向，当时官位很高，势力也很大，他站在儒教本位的立场上批评李贽，认为他混淆儒佛之间的界限，作了不好的榜样，将导致人们蔑视礼法，败坏社会风俗。
李贽和耿定向都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为此引发了一场论争；他们周围的人也加入进来，形成两个阵营，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呢？李贽一方在人数和气势方面占了上风,耿定向一方暂时没了声音。但十多年后，反对李贽的势力又高涨起来，一个官员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把李贽投入大牢。万历三十年，76岁的李贽在狱中割喉自杀。
当时对立一方给李贽安加的罪名是离经叛道、道德败坏。其实李贽对孔子、释迦都极为推崇，其个人操守更是堪称高洁。这一点，当时论争双方心中都清楚。反对者所不满李贽的，主要在于其行为方式的不循常规。李贽剃发，穿僧服，却饮酒食肉，混迹世间；喜臧否人物、评论是非，出言又往往与成说、常识相左，这可在他存世的著作《焚书》、《藏书》和评点的通俗作品如《水浒传》、《西厢记》中看到。这些言行在当时很容易引起争议，恰巧李贽又是一个高调张扬、不喜隐藏的“意见领袖”，自然容易受到猜忌和迫害。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李贽的人生哲学欲打通出世与入世的界限，实践中则采用佛教禅宗扫落一切成见和世俗格套的方式破除执著。而且他比禅宗走得更远，禅宗祖师棒喝纵横，只限于在丛林寺院，对象是求道参禅者，与世俗礼法无涉；李贽则欲把这一套方法推扩开来，且不论听众对象，肆意宣扬。
他企图将一种激烈的破坏式的方法运用到世俗世界，这虽然对一部分人来说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却难以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不能不引起那些以维护世道人心为己任的人的不满，以至于引起当政者的警惕，担心这些行为和言论会引起价值观的混乱，破坏礼俗和社会秩序，这样一来，李贽最后的命运就几乎是注定的了。
李贽在其代表作中提出的主要思想有：
1.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
2.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主张“真心”,抒发己见，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
3.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
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4.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5.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反对歧视妇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6.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7.李贽希望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
8.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9.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10.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不蹈故袭，不践往迹”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11.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12.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13.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14.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
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
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15.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
16.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
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李贽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孔丘，认为孔丘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话并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为是非，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儒释道三教至此走向融合。李贽身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欲打通儒佛的界限，合世间、出世间为一体，代表了时代的潮流，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是，儒家讲究因材施教，佛教也讲对机说法，李贽却忽视了其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应用对象。从个人修行的角度来说，他还没有达到圆满超脱的境界；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他只是一位过渡性的人物—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既有超越的目标又不碍世间秩序的理想途径，其实现尚有待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