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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的故事英雄事迹,模范夫妻赵一曼与陈达邦,一生为祖国无私奉献,习近平多次讲述的故事

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今天小编说的这对模范夫妻赵一曼与陈达邦,两人的一生都堪称传奇,为祖国无私奉献,习近平曾多次讲述到他们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说说赵一曼。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 四川 省 宜宾 县 白花镇 人,抗日民族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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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临刑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赵一曼》,让当年英勇就义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那么她还有什么家人呢?

直到1955年,在全国妇联以及东北抗战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协作下,赵一曼的身份才最终被确认,就是原上海机关工作人员李一超,四川宜宾人。

而且,李一超的丈夫和儿子尚在人世,她的丈夫就是新中国著名的印刷专家陈达邦。慢慢地,两人之间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也渐渐被人了解。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亲戚,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之后任弼时又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结为夫妻。

1926年,陈达邦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四川宜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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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莫斯科的路途中,李淑宁因初次乘坐海轮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陈达邦一路上精心照料。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

陈达邦与李一超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玉章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当陈达邦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玉章先行回国。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1942年,陈达邦才从巴黎动身回国。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五哥陈岳云家中见到儿子宁儿。陈岳云告诉陈达邦:“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陈达邦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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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邦是在多年后才知道自己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一超姐姐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恩来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

1955年1月2日,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百感交集。

说完了陈达邦和赵一曼之间的尘封往事,其实陈达邦本人也很值得一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计划改革币制,印刷一套全新的人民币,这个时候,长期从事印刷工作并掌握当时最先进印刷技术的陈达邦,受到了高度重视。在董必武的极力举荐下,陈达邦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局印刷部,主管新版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此后,陈达邦又以密使的身份远赴苏联,协助印刷新版人民币。从设计新版人民币的字体图案,到克服印刷流程中的技术难关,再到最后的装箱运输,陈达邦几乎可以说是事必躬亲。

1955年3月1日,新版人民币正式投入使用,为确保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陈达邦,自然功不可没。

1966年,陈达邦去世,终年66岁。此时距离赵一曼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夫妻两人,终于可以重聚了。

习近平曾讲述到这对夫妻之间的事迹,尤其是对于赵一曼牺牲前,为八岁儿子所留下的家书内容而赞叹不已,从中阐述了当时的民族英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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